男女

最近挺喜歡兩首歌，一首是馬郁的《下輩子如果我還記得你》。淒美，又有一種明朗。旋律和編曲、歌詞題材、歌手聲線腔調以至mv都有九十年代的台灣情歌風格。像萬芳，像辛曉琪，像陳淑樺，那種無以名之的戀戀情懷。即是什麼？聽聽你會了解。

另一首，張芸京《黑裙子》。很高音，感覺還是遊刃有餘。以為樂壇又要多個張信哲，以為歌者是個擁有尖嗓子、聲線比較陰柔女性的男孩，原來，事實竟是，「他」是「她」，歌者本是女孩。不知是否少見多怪，但總覺得太意外，畢竟聽著聲底明明是男的......慢著，哪有什麼「明明」？何況，歌好聽就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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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完全是角度與深度的問題。電影的角度與深度，觀眾的角度與深度，歷史的角度與深度。

事實上，我們可以說這電影沒有什麼角度可言，起碼它一直在竭力擺脫民族觀點、歷史責任這些已有或「應有」的角度。它本身就是一個抵抗、反思並嘗試超越的動作、姿態。抵抗種種喧囂而僵化的道德價值判斷，就是為了還原本真。但如果僅僅是這樣，它就不過是一齣盡責克己也誠心的紀錄片而已。它還有深度，而這種深度，也是從它的獨特的角度中產生的。

一切敘事作品，不論文學電影，都需要有一個敘事者，或虛或實，或顯或隱，或一貫或零碎。角川就是這樣的一顆逐漸破碎崩壞、在徹底勝利的戰場上完全被擊潰的心靈，其中一個貫穿整齣電影的人物。與其說他的痛苦，甚至他的死，是來源於對一種歷史罪行懺悔，不如說他只是祭典著自己的敏感脆弱、青春而易逝的心。記得那幕靈魂的吶喊嗎？震震鼓聲是質問，過往的興奮旋轉旋轉，無限擴大，充塞了他整個身體，他突然感到失去了自己，不再了解自己。國家的慶典讓他譜成屬於他的喪歌。青春的失去或許還不那麼可怕，理想與乎一切意義的流失，它們的虛妄的發現才真正帶來了如墜深淵的恐怖。意義既已無法證明──他的生命、價值觀，回鄉與否其實已無分別，倒不如在一片花海中和自己訣別。連花，也只是毫不燦爛的小花。

他的死是充滿生氣的──整齣電影都非常關注人在死時，或者說，被處決時的身體反應和姿態──整個人俯臥在地上，最後一口氣就深深呼吸著泥土與花草的味道，作為電影中最後一次死，和之前種種死與屍體的堆疊相比，竟凝聚著生命力。他的同袍笑說：「難道角川腦子也得了性病嗎？」這句話沒有說錯，角川在青春與人間、感情與戰場的交媾中感染了致命的病毒，這種病毒傳染性極低，可也不能說沒有機會傳給別人。

角川這人物的深度的展開是伴隨著也帶動著電影深度的展開的。那種電影中時刻彌漫著的懺悔的氣氛，可說多從角川的視野或心眼中來，同時也以角川為代表，向各個層面各個人物傳染。但要記往，這種懺悔還只是渾沌的，初步的，剛剛形成的痛苦心情，對虛無的體認，我們不必立即套入什麼軍國主義的反省這類價值判斷──這相信也是電影的著力與成功之處，它是超越的，但超越不是為了置身局外輕鬆的指指點點，而是為了重返那一刻真實的戰場，包括人心的戰場。相比起那些經歷過這種體內的戰役的人，那個德國人慈善家只擁有一種「偽」的姿態。偽不是說他虛假造作，而是他並沒真正深入那種真實，他一直劃地自據，利用他的過重的道義心。我們可以預知，他的痛苦也只是暫時的。秘書唐先生本來也是這一類人，但最後他觸碰到殘忍的現實，他代替那些偽的視角承受了拷問。

電影中的戰場嚴格來說並不是戰場，仗很早就打完了，所有人面對的都是定局，又是殘局，鏡頭充斥頹垣敗瓦的廢墟，展示出一個「後」的世界。死亡很容易，很簡單，問題是生存的要如何活著。電影中的主角都是要死的，但他們的死並不表示他們畏懼生之艱難，而是恰恰相反，他們真真正正的經歷了生之艱難，並完成了自己，死亡變成了紀念的儀式，而不是行刑者盲目受刑者同樣麻木的刑罰。在「後」的世界，一個被遺留、被遺忘，自生自滅的城市，人在當中要如何走下去？到最後的敘事者角川也死了，那個由所有死去的主角所代表的真正的超越的敘事者才顯露出來，他的存在不是為了製造光明的尾巴，也不是為了配合city of life and death這標題。他在訴說了種種的卑微或比較沒那麼卑微的、不明不白或清醒自覺的死之後，終能站在人類的立場上思考生存。

戰爭、戰場，都只是那些黑白灰的頹敗城牆與硝煙暗雲的佈景，我們可以想象這些心靈的交戰，如何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時代和地方沒完沒了地發生著。最後那些人物生卒的昭示是煽情一筆，也充份說明了電影的立場。不是為了日本不是中國，而是為了人。city of life and death，life，不僅指那兩個可愛的笑嘻嘻的生還者，而是掩埋在千千萬萬屍體下的如血淚般靜靜流淌過的生之痕跡。問題是，我們往往只記得死亡數字，然後責問、批判、追究，而現實不是這樣的，真相不是這樣的，我們忽略了太多心靈印跡：痴迷、迷失、痛苦、悔疚、麻木、殘忍、天真、迷惘。有一幕，我們以為士兵真的是在逗弄小朋友，顯示出慈愛，但很快我們知道，他們是為了誘姦女人。齷齪吧，可怕吧，人心難測，但他們的罪卻並非不可饒恕、十惡不赧，我們很容易就發現這點，並能即時設身處地，了解到他們其實並沒必要「只能是」罪人，不必全體自動成為歷史囚犯，也不必立刻被列入不能被參拜的禽獸的名單──歷史有時才是禽獸，它借人類的名字，去除名、改名，甚至，有些人被噬咬至不成人形，不再是人，而我們竟都不知不覺參與了歷史這種非理性行為，推波助瀾，一視同仁，以集體消滅個體，以時序淹沒時間──是這齣電影重新挖掘、探討了本來被矮化、模糊的個體性和複雜性。是的，只有一個的，就絕不是真相。電影不是參拜著所謂戰犯，某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它根本就和這個問題無關(唯有在乎的人一年又一年地形式化的浪費氣力和生命)，它參拜或供奉的對象是真實。